【说明】 20世纪30年代，在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中，有一批华人志愿者加入国际纵队，投身到壮烈而惨烈的反法西斯战争。但后来的历史叙述却遗忘了他们，甚至遮蔽了这段往事。直到八十多年以后，才有两位自然科学研究者不懈地在尘封的历史中探寻这批中国志愿军的踪迹，并将之行诸文字。这就是倪慧如、邹宁远合著的《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
2013年6月14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跨语际文化研究中心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协办的学术座谈会在甲所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心主任刘禾教授首先对此书简体字版的出版经过做了介绍，作者倪慧如女士做了主题发言，与会嘉宾张承志、索飒、韩少功、李陀、鲍昆、格非、王中忱等围绕此书畅谈感想，开放讨论时气氛更为热烈。在此，谨选录座谈会的部分发言，以供关心者分享。
刘禾：
大家好，今年很特别，因为今年是西班牙内战的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第75周年，今年也很特殊，因为《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的简体字版终于在大陆出版了。我先简单说几句，然后请倪慧如女士给大家讲讲这本书写作的过程。
2011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纽约的国际摄影中心合办了一个会，配合国际摄影中心在纽约举办的一个有关罗伯特·卡帕摄影生涯的展览，他是当年在西班牙战场上最著名的摄影师，也是纪实摄影的始作俑者。我们的会请到了鲍昆先生，也请来倪慧如女士和她的先生邹宁远。他们当年在台湾由人间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标题和现在的书名不一样，叫《橄榄桂冠的召唤》。我读了这本书极为感动，觉得这段历史被我们大家都遗忘了。我感慨的是，倪慧如和邹宁远是从台湾到美国的科学家，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们花了十几年时间寻找那些曾经参加国际纵队，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华人勇士，同时也记录了很多后来从西班牙内战辗转到延安的外国人，比如说德国人、保加利亚人、印度尼西亚人、还有印度医生。我读到这些故事，非常震撼，鲍昆先生当时也受到了震撼，我们认为这本书的读者应该在中国大陆，开始商量怎么在大陆出版简体字版。鲍昆先生一回北京就四处联系出版社，两年后，这本书终于以一个新的标题《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和中国大陆的年轻读者见面了，我特别希望年轻人关注这本书，尤其是因为这个历史长久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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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慧如：
在讲之前我要特别感谢刘禾老师和鲍昆老师，这本书的繁体字版已经出版了十二年，如果没有你们两位的推荐的话，今天这本简体字版还不能跟中国大陆朋友见面，所以非常感激你们。很巧的是西班牙文版也是上个月在马德里出版，我们非常高兴，在今年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75周年的时候，居然这两个版本都出版了。我要向一石文化的马健全女士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曹凌志先生致谢，他们非常认真，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书印出来，因为赶着配合我们在上海的一场演讲。现在我就很简单的讲一下西班牙内战跟参加战争的中国人，把多余的时间留给这些嘉宾，谢谢刘禾老师请来这么多我非常尊敬的老师们，谢谢你们能够出席这场座谈会，我也非常期待能够听到你们的发言。
西班牙内战是1936年7月份爆发的，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的教会、地主和保皇派的支持下，发动了军事叛变，想一举推翻人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这个时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马上派军队送军火支援佛朗哥叛军，使得西班牙变成法西斯试验新式武器的战场，为他们未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当时西方国家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他们签订了不干预的协定，表面上是表示中立，不支援任何一方，但实际上他们不但运石油运卡车，而且运军火去支援佛朗哥叛军。所以在兵力跟军火极端的悬殊底下马德里告急，全世界有4万多人来自53个国家，纷纷赶到西班牙，组织了国际纵队，跟西班牙人民一起来抵抗法西斯。当时中国正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自身难保，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国际纵队里面居然有中国人！这本书就是描写我们所找到的中国志愿军的事迹。
1937年4月份，希特勒为了试验新式轰炸机的性能，轰炸了西班牙北方的一个古城格尔尼卡（Guernica），毕卡索把轰炸的惨状凝缩到画布上，创作了一幅很大的壁画。这巨大的不义，触动了全世界各个角落、各行各业人士的心灵，不论是作家、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都纷纷站出来，仗义执言。譬如匈牙利的一个摄影家卡帕(Robert Capa)，他赶到西班牙的前线,拍摄了相当多珍贵的照片，传布到全世界。爱因斯坦当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他非常关心西班牙内战，他说“在我们的时代，唯一使我们对未来抱着希望，就是西班牙人民为了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英勇奋斗。”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l)索性投笔从戎，1936年跑到西班牙去参加当地的民兵，后来他根据在战场上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向Catalonia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加拿大的白求恩医生，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英雄，但是在他到中国之前，1936年就来到了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把流动血库的技术带到前线。智利诗人聂鲁达，当时在马德里的智利领事馆工作，他说“我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来抹去他们悲痛的汗水。”在 “国际纵队到马德里来了” 这首诗里，他是这样描述国际纵队“因为你们舍身而把新生命注给失去信念，空虚的心，对大地的信赖。” 美国作家海明威根据美国一位参战者的故事改编成《战地钟声》这部小说，后来拍成电影。
西班牙内战时有一张海报，背景是一个贴着国际纵队红色三角徽章的地球，上面有三个战士的头像，代表黄种人，白种人和黑种人，显示全世界四万人从53个国家，不分肤色，统统来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抵抗法西斯。那位黄种人是根据日本参战者白井而画的。据我们所知白井是参加国际纵队唯一的日本人，后来战死在西班牙。
当西班牙内战厮杀如火如荼时，远在千里外的中国，正受到日本法西斯残暴的侵略。中西两国人民同是法西斯的受害者，因此两国人民惺惺相惜，当时在西班牙战场的消息常常上中国报章头条新闻，而且文艺界经常有许多西班牙的报导文学，譬如1937年4月《译文》杂志就刊出了一个西班牙专号。
1936年上海有两位年轻的音乐家麦新和吕骥，他们根据报纸上报导西班牙战场的情形写了一首《保卫马德里》歌曲，献给西班牙人民，据说当时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学生都非常喜欢唱这首歌。
即使远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延安，也对西班牙的战情消息掌握神速。1937年毛泽东在给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上写道：“你们所努力的事业就是我们所努力的事业，我们激动的读着由各国人民组成的国际纵队，我们很欢喜的知道，有中国人和日本人参与其间。”
1986年正好是西班牙内战五十周年，美国林肯兵团出版了一本纪念册，里面列出美国志愿军的名单，浏览中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三个像似中国人的名字，于是开始寻找，找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段历史空了白。1988年在美国老战士家里我们看到第一张中国志愿军的照片，在未来的十余年，我们便利用工余的时间，到处寻访认识中国志愿军的国际老战士和他们的亲友，查询各国挡案馆资料。2001年我们把研究的成果写成《橄榄桂冠的召唤》一书，由人间出版社在台湾出版。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我们能够确认的有十二位，其中只有一位直接来自中国，他是上海人陈阿根，年纪二十四岁，因为组织工会，被国民党追捕，情急之下他跳到一艘法国汽轮，在驶往欧洲的旅途上，一位越南籍的厨子说服了他去西班牙参战，于是他来到了西班牙北方的阿斯图里亚斯省（Asturias）参加当地的矿工民兵，1937年下半年他被佛朗哥军队逮捕，在圣佩德罗(San Pedro de Cardena)牢狱的囚犯名单中就有他的名字和资料。他在牢里饿肚子做苦役，吃尽了苦头，1942年在马德里获释。
有两位中国志愿军来自美国，陈文饶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广东台山人，移民到美国之后，在纽约的中国城餐馆打工，工余便从事争取华工权益的工作，1937年他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9月初在贝尔奇特（Belchite）战役右脚受伤，送到贝尼卡西姆(Benicasim)医院疗伤。在医院里他写信给纽约的先锋报，讲述他参战的经过、受伤的情形跟他在医院里面的工作。1937年年底他伤愈重返战场，第二年4月他在甘德萨（Gandesa）战役阵亡。
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分散在不同的部队，难得见面，有一回三位中国志愿军喜相逢，于是拍照留念。他们是来自瑞士的林济时，来自巴黎的刘华丰，在国际纵队里面当护士，还有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张纪。张纪是湖南长沙人，早年留学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矿冶工程学位，后来经过30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使得他的思想有一个彻底的转变。1937年他奔赴西班牙，但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只能在后方做后勤的工作。他也提笔写信给纽约先锋报，描述他工作的情形，还提到遇到其他的中国人。因为他老是生病，到了1938年秋天他便离开西班牙，到了香港为八路军做英文翻译的工作。
中国志愿军中多数就近来自法国，其中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法语的第14纵队颇有名气。张刘两位都是山东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招募到法国去的华工，战后他们留在法国，在雷诺(Renault)汽车工厂当工人。1936年11月他们断然放弃了稳当的工作，来到西班牙，要求参加机关枪队，但是没有被批准，原因是他们年纪太大了，都四十多岁，后来就派他们当担架兵。刘景田有张在战场背负伤兵的照片，刊登在西班牙内战一周年的纪念册上。张刘两位的英勇在国际纵队里是出了名的，第14纵队的《联队》杂志常常刊登赞扬他们勇敢的文章，张瑞书还成了马德里Estampa杂志的封面人物，这个后面有一个小故事，张瑞书忙碌成性，每次从战场上退下来休假的时候，他一个人老是留在营里面工作，不肯外出休假。有一次他的队长命令他去马德里休假，他只好听从，到了马德里大街，远远看到报摊上挂着一张光头大照片，他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怎么这张照片这么像我？围观的一些路人马上一涌而上，争相拥抱他，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他的队长命令他非去马德里休假不可。
1938年国际志愿军因为种种原因被西班牙政府要求撤退，希望所有在西班牙境内的外国势力都能够撤离，使得这场战争真正是一场内战，由西班牙人自己来解决。可是实际上法西斯军队并未撤离西班牙，而国际纵队的确撤退，收押在法国集中营里。张瑞书跟刘景田很快受到法国工人的保释救了出来，1939年的年底他们辗转到了延安。在延安他们俩老是当上模范工人，当年延安解放日报还有报导他们的文章。
那位从瑞士去西班牙的林济时，他的本名叫谢唯进，是四川璧山县人，早年勤工俭学到了法国，最后辗转落脚德国，在哥廷根(Göttingen)大学念书，接受了左翼思想，加入共产党。希特勒当权以后，林济时带着年幼的儿子逃到瑞士避难，1937年4月份，他把他的儿子托给瑞士的朋友照顾，自己跑到西班牙申请加入国际纵队，但是没有被批准，6月他写了一份详细的陈情书，终于获得批准，加入了坦克部队。1937年8月底，他在金托（Qinto）战役右脚膝盖受伤，在医院里疗伤时，经常向西班牙的媒体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西班牙报纸Ahora就有一篇这样的报道。
在医院里林济时收到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那是一面大锦旗，由毛泽东托付一位海员从上海辗转运到西班牙。这面锦旗是大红底金黄字，上款是国际纵队中国支队，其实并没有中国支队，中国人都是分散在不同的部队。锦旗上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下款署名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1939年国际纵队统统撤退到法国，中国人住在戈尔斯（Gurs）集中营J16号的一个木屋，门口挂着那面大红锦旗，中国地图，和他们在集中营里办的中国抗战情报。
在戈尔斯集中营，中国人同其他国际志愿军合照。因为张瑞书和刘景田早被法国工友救出，所以中国人只剩张树生、李丰宁、杨春荣、张长官和林济时，还有一位是印尼籍的华裔毕道文医生。在集中营里面他们忧心如焚，巴不得能够尽快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于是由林济时起草写了一篇向海外侨胞的呼吁书，里面还列举了在集中营里面的中国人名单，这篇呼吁书刊登在纽约的救国时报。1939年10月份他们终于获救，离开法国集中营，分别奔赴中国。
总的来说，我们所找到的中国志愿军，陈阿根是直接从中国去西班牙，陈文饶和张纪两位来自纽约，有七位来自欧洲，其中除了林济时是从瑞士去的，其他六位位都是来自法国，张树生和张长官两位是西班牙当地的华侨。这12位中国人中绝大部分是工人，只有张纪跟林济时两位受过高等教育。中国志愿军的年龄普偏偏高，他们到达西班牙的时间多半都是1936，1937年，只有杨春荣在1938年才到西班牙参战，中国人都分散在不同的纵队里面。
参加西班牙内战除了中国人以外还有其他的亚洲人，他们来自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印度和越南。
还有一批外籍医生，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后又到中国去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白求恩医生，对其他医生可能知道的不是很多，他们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保加利亚，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和苏联。因为他们从西班牙来，所以中国人称他们为“西班牙医生”。能够参加西班牙内战，就已经难能可贵，能够参加两个反法西斯战争更是了不得。在贵阳有一个纪念碑，纪念他们参加抗日战争。
对于在西班牙阵亡的国际志愿军，海明威写过一篇悼念的短文，结尾是这样写的：“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的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人类的不朽。”
西班牙人民是不会忘记国际志愿军的。1938年10月在巴塞罗那送别国际纵队的大会上，西班牙女英雄伊巴露丽（Dolores Ibarruri）致词，她说：“你们是民主团结四海一家的英雄典范。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代表和平的橄榄树枝重新发出绿芽，编结成西班牙共和国胜利的桂冠时，请务必回来！”
西班牙人民果然没有忘记他们。60年后，也就是1996年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当那些拄着拐杖、坐着轮椅的老战士们缓缓进入马德里的体育场时，立刻万人起立垂泪欢呼“¡No Pasaran!”,这句话是当年西班牙内战的口号，就是不许法西斯通过，那个欢迎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
因为有了国际志愿军他们，世界再也不一样了，他们活出了一个没有国界不分种族的未来新世界。直到现在全世界人们还在谈论国际纵队，年年有新书出版，有纪念活动。
1938年巴黎“救国时报”赠送中国志愿军一面锦旗，上面诗文的最后两句话，总结了国际纵队的精神：“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有人问，这样四海一家的壮举，是否随着西班牙内战的结束而终结呢？
我认为当然不会。人类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类似的行动，只是强度不同，规模不一样。就举近年来的两个例子。
十年前，2003年2月15日，全球3千万人，从60几个国家、600多个城市走上街头，想阻止美国布什总统，不要发动伊拉克战争。台北和香港也都参加了这场全球反战活动，连南极也有科学家参与，一个月后北京大学学生也举牌反战。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抗议活动，纽约时报的记者有感而发，他说：“這個星球上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世界公眾輿論。”
第二个例子就是前年开始的全球的占领运动，2011年10月15日，全球82个国家的人从951个城市走上街头，他们呼喊：“我们是99%”，反对1%的人压迫99%的人。这场全球占领运动还在进行中。
虽然全球反战运动和全球占领运动，参与的人数远远超出国际纵队的4万人，但是国际纵队用自己的生命来体现四海一家的理想，是后人追随的典范。但不论如何，人类追求四海一家的理想的确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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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
西班牙内战问题，虽然在中国不仅已是一个被彻底遗忘的话题，而且是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意否定的话题。但我想，人类的思想，包括中国的思想不会甘于堕落。正确的思想、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早晚会重新形成。
对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的了解，对于我这样习惯从感性了解问题的人，有两个契机。一是在2003年，刚才的幻灯片中有2003年2月15日全球的大游行的画面。要知道，那次游行在全世界共有2000万人、600个城市参加；而西班牙的马德里排在全球第一。我目击了婴儿车都被推上了街，参加了反战游行。反战游行中人们打出了各式各样的口号，这些口号非常富有文学意味。那是我第一次到达西班牙，我们在西班牙得到了抗议列强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场所和机会。我在马德里、萨拉曼卡、加的斯，三个城市参加了游行。我们在游行抗议的人群中，体验和享受革命与造反的、人民的节日感觉。
当时的反战口号中我注意较多的是“No a la Guerra(不要战争)”，当时我完全没有学西班牙语，但是另一个口号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它是2003年西班牙人民会意地喊着的一个口号，也是西班牙内战时人民的誓言般的口号，“No Pasarán!”意思是“它们别想通过”。
我是在后来，包括在马德里的大街上听人解释后才开始明白，这句话，乃是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最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甚至成了西班牙人的一个精神象征。西班牙的进步人类，追求自由和正义的年轻人，在一切表示抗议和不同意见，表示自己异议的场合下，都把这个口号重新喊出来。
2013年，为了抗议小布什的美国国际战争集团和他们背后的国际金融资本主义，为了阻止它们发动的对伊斯兰世界的大战争，全世界600个城市联合举行大游行。而西班牙1937年的口号“No Pasarán!”又一次响彻云霄，表达了人民对历史与对现实的一个辑本观点。这一反复表达的誓言，给了我非常强的刺激，使我觉得，以2003年我们获得了理解1937年的标准。从人民的心声，我们似乎感受到了1937年的西班牙发生的事，也懂得了它是一次革命。
再有一个契机。
西班牙是一个绵延八百年之久的伊斯兰历史的国家。换句话说，在公元9世纪前后的时候，世界伊斯兰的文明中心并不在巴格达或大马士革，而是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科尔多瓦代表的伊斯兰文明，曾经是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顶峰。科尔多瓦代表的宗教宽容、学术文化，知识渴求，人种平等，至今被历史学家不断地缅怀。伊斯兰西班牙时代的各种人民自由融合，共同拿出智慧创造文明的图景，作为人民对历史的憧憬和人类的美好回忆保留下来。
但是这种历史彻底结束了。在一种弗朗哥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在一种弗朗哥式的斩尽杀绝的异类扑灭战争之后，历史被埋葬了，西班牙变成了弗朗哥口号呼喊的“一个”(佛朗哥时代在会议或仪式上喊着三个口号：“西班牙是一个（uno），西班牙伟大（grande），西班牙自由（libre）”。
西班牙的独裁者弗朗哥与历史上断绝了多文化共存的八百年文明的天主教政权，有着酷似的意识形态。历史在非常近似地演出着，甚至连地理都在重合；我们能在共和派身上，清晰地看见一个曾被残酷压迫的摩里斯科的影子。在西班牙，不管是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都不能容忍与历史和当代的弗朗哥同流合污。他们要追求那个憧憬的民主、共存、多彩的理想。
历史在前后相连，这就是我简短发言的总结。
我们已经看见：1937年的历史，公开地、高声地连接着2003年。应该说，它也一直连接到今天。还应该说，它一直追溯、延伸、连接着过去的历史。
历史从来没有改变，对历史清晰的人们，在向我们释放一个信息：你们不要觉得太遥远，你要注意，口号永远是那个口号；我们奋斗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我们反对的，就是那个东西。只是在历史上它有那个嘴脸，今天有这个嘴脸。我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只有一个，“No Pasar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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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飒：
首先我想说抢救记忆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书里有一个细节，我读至此页几乎要惊呼起来:当年国际纵队到了西班牙以后，首先要到西班牙中部的阿尔巴塞特(Albacete)报到，去的人有的是厨师，很多人不会打枪，都得训练。周围许多小村子当年都有国际纵队的训练营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德里格拉斯（Madrigueras），听起来耳熟，一查2008年的笔记，我们到过那个地方！当时我们去了一天，却不知道这个地方当时是训练基地之一，在政治意义上我们与这么一个重要的地点擦肩而过。1996年西班牙内战60周年，全世界残存的300个国际纵队老战士回到西班牙重访故地，有一个英国人，叫David Crook，他坚持要到马德里格拉斯去。他18岁的时候在这个村子训练，与一个西班牙姑娘的家庭交往很深，那个姑娘教他西班牙语，他们恋爱了，甚至想到结婚，后来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到今天，他已经已经白发苍苍，坐着轮椅去了。分别时，那个老太太拥抱着他，给他们塞面包等好吃的，像当年一样。这么感人的事情，我居然一点不知道。
如果只是因为自己的阅历不够，或者说世界之大无法尽览，倒也无妨。问题在于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可能被主流话语故意压制或遮蔽了。西班牙内战和二战关系密切，举二战历史为例，二战使美国窃据自由世界的盟主地位，宣传二战的电影如盟军登陆等，这样的题材源源不断、涌流不尽。而对于西班牙内战，如果不是西班牙国内共和派知识分子坚持写书，坚持出电影，世界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再比如战后对于犹太人受到迫害的历史人人皆知，但是跟犹太人同样受到很大迫害的吉普赛人，很少有人知道，在战争法庭上也基本是空缺。
抢救记忆不是我的提法。有一个乌拉圭作家叫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即《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的作者，乌拉圭国内独裁时期他流亡国外到西班牙，这个抢劫记忆是他的话。我为他的《镜子》在《读书》上写过书评。《镜子》讲的是另类世界史，是被我们主流的世界历史所掩盖的那些边缘人记忆里的历史。他说：“我是一个希望为抢救记忆做贡献的作家，抢救整个美洲被劫持的记忆，尤其是拉丁美洲——这块我深爱着而被人歧视的土地——被劫持的记忆。”抢救记忆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像倪慧如、邹宁远他们做的就是这种工作。
历史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被“理性”梳理过的文字的历史，还有一部分是活在人们记忆当中和口头流传的历史。正因为主流话语占据了文字历史的舞台，所以记忆和口传的历史不能说只是对前者的一个补充，有可能它们正包含着真相。
他们两位身上还表现了一种行动精神。在西班牙偏僻山村驱车寻访非常艰难，况且他们还不懂西班牙语。书中有一段写他们要找当年一个内战的战场甘德萨(Gandesa)，非常困难，车几乎从悬崖上翻落，没有这个行动精神是做不到这一点。而且她的爱人邹宁远，于1988年、1996年两次跟着国际纵队的老战士跑到西班牙，他不是去捞材料，而是去感受人的真情实感。这本书从1988年酝酿到现在，本来可以急功近利很快抛出来，但是他们没有。更近一步，他们还没有止于出这本书，邹宁远在2011年参加到加沙支援的救援船队，在前一年土耳其那只船队被以色列人杀死了九个人后，再次冒着生命危险到加沙去，当然这个船在希腊被希腊扣住了，还让美国船队的一个老船长上了法庭，邹宁远就参加了这个船队。也就是说他们的这种精神前后是一致的。西班牙内战不是历史上的孤立事件，它是精神史上的重要一环，包括我们的作者也已经参与了这样一种精神、这样一种行动。
西班牙内战具有有非常鲜明的阶级色彩和非常鲜明的西班牙色彩，我认为它撞上了二次世界大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偶合。它也许可以与智利的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相比。非常清楚，共和派政府是劳动人民通过选举建立的民主政府，曾有口号称之为劳动者的共和国。在有些省份，两三个月中分给农民的土地超过了1900年到1936年三十多年分的土地。佛朗哥作为一个将军背叛政府以后，军队却并没有一致跟着佛朗哥，西班牙海军四分之三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站到了共和派一边，为什么？他们是穷人。他们把西班牙海岸全封锁了，不让佛朗哥从非洲把叛军运过来，后来佛朗哥借用了墨索里尼的飞机才运过来的。马德里、巴塞罗那、瓦伦西亚的士兵把他们的将军处决了或者取代了，坚决站在共和派这边，这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一般军人政变很快得手。另外，当时从全世界各地去的，多是劳动者，书中记载的中国人下层人比较多，有法国雷诺汽车厂的工人。我在《丰饶的苦难》中写过一个秘鲁的诗人叫塞萨尔·巴列霍，他也是非常贫穷的诗人，当时流亡到巴黎，整天关心西班牙。他写的诗在西班牙共和派士兵战壕里流传。有一本题为《我作证》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讲到有一个农民共和派战士，他的尸体被打成一个个枪眼，全打破烂了。人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一张传单，这张传单写的都是错别字。我在翻译时采取了汉语谐音，将“速告全体战友”，译作“束告全体战友”。刚才讲的秘鲁诗人，就此写了一首诗，说“他的尸体充满了生命”，这些文学作品在共和派的战壕里传诵。就是这样一种色彩很像阿连德政府时期的色彩。所不同的是西班牙进行了三年的抵抗，有抵抗才有全世界人民的支援。像今天巴勒斯坦，他们抵抗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们早早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良民，也不会有今天全世界的这样一种支援活动。
西班牙内战根源很深，人们形象地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西班牙，一个代表光明进步，一个代表黑暗保守。内战结束以后，有些流亡的共和派知识分子、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他们国家从中世纪起的历史。西班牙国家是在一种排斥他者文化，强化中央集权，依靠教会上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个色彩一直延续下来。以佛朗哥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对八百年的伊斯兰文明史只字不提，年轻人根本不知道还有八百年这样的文化融合时代。它对美洲殖民史也没有做过严肃反思。我们经常觉得西班牙内战非常血腥，非常残酷，就缘于这种长时期的对立。西班牙艺术也反映了这种色彩。像毕加索的画，戈雅的画，还有电影大师布努埃尔，他们的艺术都是变形的，怪诞的，这都跟扭曲的历史有关。而且这个历史的确绵延不断，比如刚才讲共和派一边的“No Pasarán!”口号，还有一个佛朗哥式的国家主义口号叫做“Arriba, España!”，可以翻译成“前进，西班牙！”，这个口号从15世纪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喊到了美洲殖民地，又喊到了今天。今天你看西班牙内战的电影，佛朗哥分子就是这样呼口号，在中世纪也是这样，到了美洲攻打印第安人时同样是这个口号，非常有意味。
西班牙内战是二战前期发生的，看了这本书以后我更明确了这样一个想法，二战和一战本质上是一样的。二战后，政治文化最大的得利者是美国，它被树立成自由世界盟主的形象，不同的资本主义集团在二战中和战后，被渲染成一边完全是法西斯，另一边就成了自由世界，自由世界在捍卫西方文明。这个东西非常虚伪，从西班牙内战可以看出来。西班牙内战时，英法宣称中立，在意大利和德国都派了飞机轰西班牙国土时，它们也保持中立，但并不妨碍自己国家的军火商卖武器给西班牙的佛朗哥。西班牙共和派打到不能再打的时候，盼望二次世界大战能改变战局，以为打败了希特勒他们就来打佛朗哥，结果佛朗哥刚上台，英法马上就承认，这很说明问题。佛朗哥在战后本来有点孤立，联合国不让他参加，因为他是法西斯这边的。但是佛朗哥非常聪明，他说我是反共的先锋，你们现在要反苏联得拉着我，所以他很快又跟美国站在一起了。所以，我觉得在西班牙内战的问题上很能说明二战的本质。
还有一个事例也是从这本书里看出来的，这本书里有一个国际纵队战士叫毕道文的，他是印尼的华侨，印尼本来在二战前是被荷兰殖民主义占领的，二战的时候日本占了，照理说，西方自由世界在战后应该让人家独立了吧。不，荷兰又跑回去了，继续统治印度尼西亚。美国这时候参与谈判，美国对印尼说，你如果承认荷兰的统治权，我就给你经援，否则就不给你经援。这样的自由世界盟主也是看得很清楚的。越南是一个同样的例子，越南原来是法国殖民地，把日本法西斯赶走了以后，法国又跑回去占领殖民地。我印象中好像是美国派船把法国兵运到越南的。这一点也是我从这本书里引申的一种感觉，不一定对，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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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
我看书，喜欢对比现在，经常有一个感想，就是知识分子的情怀问题。我最近越来越觉得中国的知识界麻烦比较大，首先是，老师被学生看不起，教授被写成“教兽”，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师道尊严，被如此的蔑视、被如此的践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从这里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有很大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历史去看，回到世界历史当中去看，知识分子的情怀曾经有过非常的扩大，非常的饱满，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在我印象里头，不往远说，比如一战前后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太在意国家，国家意识并不像今天这么强烈，那个时候，现代主义写作和现代主义艺术正在彭勃兴起，没有一个作家说你是这个国的、我是这个国的，考虑的问题都是全世界的问题。当然他们有时代的局限，他们所谓的人类问题其实只是欧洲问题。不过，那时候他们共同都有一个毁灭感，都觉得人类文明产生了巨大的问题。所以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是左翼也好，右翼也好，考虑的都是大问题，不是那么琐碎、那么阴暗、那么狭隘的，不是的。
还有，我的少年时代，50年代，那时候的一个历史今天被遮蔽了，就是和平运动，我相信在座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50年代的和平运动。二战以后，战争给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一个深刻的认识，就是我们再也不要战争了。但是这个反对战争，跟今天我们国内有一些年轻人理解的反对战争是不一样的，是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联合起来要争取和平，声势非常大。中国知识分子那时候也积极地投入到和平运动，和世界各国知识界来往非常多，视野非常开阔，而且，这个追求和平运动充满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特别是反殖民主义，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紧紧结合在一起。对比五十年代，比起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的这些人来，我们显得那么猥琐，充满了市侩气，充满了小市民的小算计。
我也不多说了，同学们看看《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对照对照你的师长，对照对照你周围的公知，对照对照我们自己，胸怀是不一样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我们应该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知识分子情怀，是不是应该关心更多的事情，是不是应该像西班牙国际纵队那些普通人一样，把世界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刚才倪慧如再三说到四海为家，四海为家这是咱们中国话，“龙灯花鼓夜，仗剑走天涯。大地春如海，男儿国是家。”应该有这种气魄。所以，我觉得我们看一本书，要考虑考虑到底读书为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有情怀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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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
很感谢国际纵队在七十五年前给我们留下来这一段历史，也感谢这本书的作者，还有支持者，让我们终于看到了这本书。我读书的第一个感觉，简单说来很感动也很感慨。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简体版的书名《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很年轻？在我的理解中，年轻也好，青春也好，这是一种热情，跟年龄没什么关系。现在年纪很轻的人没有热情也会显得很衰老，有点像你（李陀）说的这个市侩化。那么所谓热情是什么呢？热情就是对他人的一种关切，或者说他的关切半径比较大。比如有人可以关心到西班牙怎么样，关心到世界的另外一个遥远的角落怎么样，而我们现在很多人，按照利益理性人的这个逻辑，只关心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成了一个金科玉律。如果把它稍微放大一点，就是我们家庭利益的最大化，社区利益的最大化，民族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这就牵扯到民族主义的问题。刚才索飒说到西班牙历史。当时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什么英法那些所谓自由主义的国家保持了一种非常阴暗的态度，袖手旁观，甚至暗中纵容和支持佛朗哥？实际上，那时候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已经开始变成强大的政治势力，种族主义也夹杂其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一种特别集中的表现。但在这之前，欧洲的种族主义也好和民族主义不断升温，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哪只是纳粹德国？英国、法国、波兰、俄国等国家都有排犹的法案和运动，只是二战以后这些东西都通通被掩盖了，大家把所有账都记在希特勒的头上。
倒是一些左翼，像国际纵队这样一些人，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情怀。比如我们唱的《国际歌》，作为共产主义的圣曲，它一开始就是带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抱负的。我小时候觉得奇怪，我是指一些俄国人、德国人可以跑到中国的井冈山这种深山老林里来，同中国人一起穿草鞋，吃红薯。那时也有很多中国人去苏联参加抗击法西斯的战争，像刘伯承他们都去了前线，还有《当世界年轻的时候》这本书里写的中国人，活跃在西班牙的战场。那时候真是四海为家。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正常。但是后来随着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越来越强大，乃至我们今天，“民族”“国家”已经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了，大家能想到“民族”“国家”，那已经是了不得的崇高境界了。“振兴中华”“民族复兴”已是这个时代最正统、最主流、最高调的口号。对于一个曾经积弱、积贫的国家来说，这个口号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这其实是不够的。把民族复兴作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在朝鲜人、越南人、印度人、俄国人、欧洲人听来也是不具亲和力与感召力的，缺少价值观的温暖与光辉。民族主义也好，种族主义也好，尽管它们与极端个人主义有区别，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却有具有连续性，是一个逻辑的延伸。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个人利益最大化是合理的话，那它的政治放大就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这种东西与我们所说的那种热情，那种四海为家的情怀还是有很大的距离。
我同一些知识分子朋友出国，有时候的感受特别奇怪。因为在国内我这些朋友都是非常自由主义的，批评极权，批评腐败，我都觉得不错。但我同他们一起到印度，到东南亚某个地方，我会突然发现这些自由派朋友们变得非常势利，瞧不起印度人脏兮兮的贫民区，瞧不上这里或那里的破破烂烂，很容易产一种种族的优越感。他们不愿意在历史、制度、文化等方面展开思考，最常见的傲慢是：那些劣等民族还应该在世界上存在下去吗？我当时就设想，如果我这些朋友是总督，是殖民者，他们的八面威风该何等了得！广州眼下有几万非洲人，当然其中有一些是非法移民，甚至在中国做了些不好的事情，让我们很头疼。但是一些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他们对待很多黑人的那种表情、那种口气，那种不由分说的歧视与厌恶，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排外主义态度，与当年上海滩“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有何区别？他们的那种自由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中国人是从来被人家看不起的，在白人面前受老鼻子气了，但是一转脸，我们说的平等和自由，我们说的互相尊重，便变得非常脆弱。这是我们文化与精神上一个非常大的缺陷。
联想到这本《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知识界在精神上暮气沉沉。其实我们的一切都很新，我们的建筑、我们的服装、我们的汽车、我们的飞机，都是非常新的，光鲜耀眼。但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在某些方面非常衰老，热情成了稀有元素。一个冷漠的世界里不可能有幸福。只是热情才能越过我们个人的边界，越过我们家庭的边界，越过我们国家的边界，使这个世界重新找回青春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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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昆：
我先说说为什么当时我决心把这本书引进到中国来。我第一次听到倪慧如和邹宁远演讲的时候特别激动，因为当时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会议，是我们纪念罗伯特·卡帕1937年在中国武汉拍的很多照片的会议。这些照片曾经长期在我们革命历史叙事中不断地出现，可是我们一直不知道拍摄者是谁，实际上是卡帕。因为卡帕在1937年到中国来的时候，正是前面几位都讲到的这段历史，卡帕当时来的时候还有一个著名的导演叫伊文斯，荷兰的导演，他当时拍了一部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的电影，叫《四万万中国人》。这些人到中国来，我突然发现倪慧如和邹宁远的演讲，让我自认为一直知道的现代史，尤其有关中国的现代史和中国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历史，有一个重大的间断。我立刻意识到这个间断不是我的间断，是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间断。也就是说这些年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上个世纪，从一战到二战之间，甚至我们还往前推，推到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兴起，和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开始突然意识到资本主义这个魔兽在改变世界的时候，于是大家对资本主义开始反省和批判的历史是不清楚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小资爱谈的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以艺术家和批评家的角度，已经开始强烈地抵制资本主义，在反抗它。这种反抗后来实际上形成了集体的声音。这个声音在今天看，我们应该把它叫做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政治学，一直到文学、艺术形成的一股思潮和社会实践。而且它形成了统一的战线，这个战线我个人认为可以叫做左翼运动。我说的我们一个大间断，就是间断了一个对叫左翼思想史的认识与记忆。
我们那次会议的探讨由卡帕的照片展开。我从摄影史的角度谈到了布列松的左翼背景，还有当时一个更重要的人物，是中国人不熟悉的一个叫维利·罗尼的一个法国左翼摄影师。从这些摄影师又展开谈到海明威、斯坦贝克、聂鲁达一大片人，包括毕加索。他们当时为什么都跑到了西班牙，西班牙当时对全世界的左翼知识分子象征着什么？因为在一战以后，马克思的很多预言不幸被言中了，也就是很多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整个人类文明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出在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以全世界的知识分子们，包括少功刚才用的这个词汇不太准确，但是他后面这个对了，前面叫世界主义，实际上是国际主义。请大家注意，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的时候，他提到的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可是我们当时会把它作为一般的修辞来认识，而恰恰忘了当时就叫国际主义者。这些国际主义者和左翼运动、左翼知识分子都是一回事，也就是当全世界在20年代，尤其到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知识分子基本都是左翼人士。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美国的教授，我忘了他的名字，他当时在会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一战以后到二战之间，你如果自认为你叫知识分子的话，你要不是左翼就奇怪了。也就是说所有的自认为知书识字能够思想的人，全部都是左翼分子。你要是右翼分子，一定是一个坏人，知识分子你要是站在帝国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立场上，你一定是有问题的。
我想说这段历史，为什么那么多人到西班牙？就是因为全世界意识到了以希特勒、墨索里尼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和势力，可能是资本主义更凶恶的代表者。所以全世界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左翼人士都去西班牙支援代表民众的共和军。当然左翼运动中成分非常复杂，左翼这个名字之下，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托派、社会主义者，各种各样的。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为了这个世界的正常运行，希望人类的社会正义和公平，这些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跑到西班牙，全部要实现自己未来的理想，要抵抗一种邪恶的势力。这个重大的背景一定要弄清楚。刚才索飒说，毕加索画《格尔尼卡》，就是希特勒直接用他的飞机轰炸格尔尼卡这个地方，所以毕加索画了这么一幅画。后来共和军战败以后，这些左翼分子又很多都来到了中国。咱们大家知道建国以后曾经有好多所谓的国际友好人士，后来很多人还加入了中国国籍，比如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马海德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就是这样来到中国的。可是我们原来都不知道，觉得是一些人喜欢中国，跑到中国来体验中国文化，根本不是。他们是一群怀抱理想的国际主义战士。如果我们把这个历史背景展开以后，我们再看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实际上是有一个巨大的国际背景。当然，它有另外一个具体的路径，是从共产国际那边过来。不管怎么说，左翼的大背景，就是全世界都要抵抗资本主义，就是要追求贫苦人民的生活幸福。这是一个伟大的可贵的价值观。
19世纪资本主义产业逐渐形成的以后，它和劳工之间形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才产生了左翼运动、工人运动，而且这场斗争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以后。但是左翼运动，现在为什么被历史遗忘，甚至有一部分人要彻底消灭这段历史？我想我们应该回顾一下现在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这么陌生？原因很多。国际上，二战以后美国实行麦卡锡主义，他们觉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的强大，尤其是发生在1950年的朝鲜战争，所以美国人认为共产主义对他威胁太大。美国有个麦卡锡议员跳出来，成立“非美委员会”，进行反共排外活动。他背后是美国的政治集团和资本集团。他们采取了很多极端的政治手段，直接迫害左翼分子，造成了整个左翼运动在西方受到政治上的直接打击。
再有一个杀手，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获得高速的发展，我们今天看到这种高度物质化的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和早期工人运动的直接对抗不一样，这种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直接把很多贫穷的人殖民了。它告诉你买车、买房，过小康日子什么的，让人们忘记阶级的差别。左翼运动渐渐被这两重挤压，受到很大冲击。可是实际上所有矛盾都是在的，只是程度上不同而已。但是我们在今天这种现实中，如果忘却了这段历史，实际上忘却了我们一个历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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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
我很抱歉，因为昨天中午的时候，刘禾才把这本书给我。昨天开完会，晚上回家很晚，我花了两三个小时看了一下。我是先从刘禾的这个序看起的。她在序里说到这么一段话，她说毛泽东在写《纪念白求恩》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刘禾说她当年读这篇文章时，不大明白什么叫做纯粹的人，言下之意现在她明白了。我很想知道刘禾是怎么理解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纯粹的人”？我在刘禾的序里面找，找到最后她也没说，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在这里，我也许可以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说实话，平时看人，我比较留意的一点是，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人能够超越自身的处境、身份、阶层、地位乃至种族。我这觉得有没有这种超越能力，是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纯粹”的标志。白求恩的事迹，由于特殊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带入，我们很难“纯粹”和“客观”地看待这一历史记忆。我们的认知要么发生了这样和那样的偏离，要么慢慢地钝化了。刚才韩少功和李陀都讲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功利化的社会，我们为自己考虑，为自己的家庭考虑，为国家民族考虑，这似乎都是正当的，天经地义的。问题在于，没有“他者”，也就无所谓主体；没有外部，内部也不会存在；没有对于人类命运的共同关切，个人的生存实际上也不会有什么意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海明威，在《丧钟为谁而鸣》中曾引用约翰·堂恩的一段话，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欧洲大陆的一小块，那本土的一部分；如果一块泥巴被海浪冲掉，欧洲就小了一点，如果一座海峡，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
昨天晚上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引起我思考的最大的触发点就在于，我们应当如何认识、思考并处理我们与他人、他国、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并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反省。这当然是一个老问题，可是由于整个社会世界越来越功利化，我们好像把它忘记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世界年轻时》是一个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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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忱：
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也特别受感动，实际上我是几年前到台湾的时候，主持人间出版社的吕正惠老师特别隆重地向我推荐这本书，我看了台湾版，但是今天听了倪老师现场讲，特别是看到倪老师这个人，更受感动，觉得他们的写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去寻找历史遗迹问题，我从倪老师从写这本书到实际投身反对跨国资本强权的运动，看到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的精神追求和实践态度。倪老师、邹老师的这本书，是因为有这么多朋友有志于国际主义理想的朋友的努力，才能够来到大陆，出版简体字版。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人间出版”在台湾是什么样的出版社，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商业出版社，是陈映真先生主持的一个真正坚持理想，坚持左翼理想，坚持得很苦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出的这个书，经过了这样一个旅行到了大陆，非常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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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禾：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出席这本书的座谈会，各位朋友都谈到对这本书的感受，而且还谈到了国际主义问题，谈到了热情的消失等等。《当世界年轻的时候》提醒我们大家，世界变得多么衰老，一个衰老的世界，我不想再多说。我要特别感谢倪慧如女士来讲述他们写书的经历，以及国际纵队的那些理想主义者给人哪些启发。张承志把西班牙的历史带入我们的思考中。索飒呼吁我们必须抢救记忆，而且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抢救记忆，这非常重要。李陀谈到知识分子的情怀，大家对此有很多的共鸣。韩少功先生提到了热情的半径，这很重要，提到如何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如何警惕国家主义等等。这本书告诉我们，国家主义的边界在哪里，与国际主义相比它是多么渺小的情怀。鲍昆明确指出左翼思想运动在20世纪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它怎样被人遗忘。格非最后提醒我们，这本书提供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反省自己，反省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跟历史和文化的关系。
感谢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一些问题要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反思。这本书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钩沉，当然不能跟像大家读的那些畅销书相提并论，希望大家好好读一读，这两位作者不仅花了十几年在全世界各地搜集材料，他们还参加很多当下的国际主义的运动。我跟李陀几年前在占领华尔街的过程中，一天下午在路上碰到他们两个人，这两位作者在所有的运动中都是非常投入，在此我向倪慧如女士致敬。感谢各位嘉宾，感谢各位来宾参与讨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