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田先生（1906-1968）是著名散文家，山东邹平人。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次年开始发表诗文。1935年大学毕业。他与北大学友卞之琳、何其芳合出诗集《汉园集》，被誉为“汉园三杰”之一。1959年在党内反右倾斗争中，他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8年11月2日被迫害致死。

作为知名学者与进步教授，李广田先生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期的卓越贡献，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被人们广泛了解与认识。经笔者梳理，李广田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抗战复员后的清华大学和建国初期的清华大学建设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其实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广田先生就跟清华大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山东老乡季羡林先生回忆，“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他在北大，我在清华。距离虽然很远，但也时常见面。他有时候从城内长途跋涉，到清华园来看我。”[①]可以想见，求学时代的李广田先生对于清华大学即有感情。

一、西南联大时期追求进步

1941年，35岁的李广田先生经卞之琳先生推荐，在西南联大叙永分校（校长杨振声）教书。半年后，联大叙永分校撤销，迁往昆明总校，在中文系教授文学概论课，编拟《文学论》讲义。

课余时间，李广田先生积极从事学术活动与文艺社团活动。他与中文系杨振声教授合编《世界文学季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时，李广田先生活跃于各种学生社团，后来担任联大文艺社（1943年成立）导师，与朱自清、闻一多同为联大冬青社成员，过从甚密[②]。1944年，联大文艺壁报社、新诗社等发起座谈会或募捐活动，都得到了李广田先生的大力支持。1944年，李广田先生被增选为昆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

1945年12月1日，参加反内战民主运动的昆明四学生被杀。李广田先生做挽诗《我听见有人控告我》，借用W·惠特曼诗题为“一二·一”惨案而作，“我闭紧了总是要爆炸开的口唇，走进了我们的大图书馆，我在四个死者身上，读到了仇恨的血誓”[③]，毅然参加守灵、路祭和送殡活动。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暗杀。李广田先生虽闻悉自己也入了暗杀的黑名单，但仍跟同仁一起，着手整理闻一多遗作。秋天，联大复员。李广田先生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

二、解放前执教清华大学中文系

1、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7年5月，平、津、沪学生示威反对内战，多名学生受伤被捕。作为著名学者，李广田先生到医院慰问伤员，并在《大公报》发表谈话，指斥黑暗势力的暴行，再次被国民党当局通缉。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先生在1947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广田夫妇来，他未改变决定”[④]。虽然言辞较为隐晦，但笔者推想，可能是关于从事进步活动方面的决定。因为紧接着1947年8月，经朱自清先生邀请，李广田先生由南开转往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刚开始住照澜院三号，后住新林院卅二号，都是单家独院的平房。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教授对此印象深刻。

当时的清华大学，被称为“蒋管区里的解放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地下党组织决定培养一些有影响的进步教授加入党组织，经过分析，联系西南联大以来的一贯表现，党组织决定在国文系先发展李广田和朱自清，并指定学生中的地下党员陈柏生负责发展工作。组织考虑先发展李广田，再发展朱自清，因为比较而言，李广田先生的进步倾向更鲜明一些，与学生更接近一些。党组织认为，发展李广田先生的时机是成熟的。1948年7月，李广田先生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⑤]。要知道，在解放前加入地下党组织，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加入党组织之后，李广田先生自觉地将文学活动与教育活动同党的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

2、清华大学图书馆一楼办公

值得一提的是，李广田先生在清华，与清华图书馆有过交集。在清华，他与朱自清先生密切合作，度过了“自从教书以来最愉快的一年”。他工作的研究室和朱自清的主任办公室紧挨着门，两人意气相投，朱自清有什么事总爱找他磋商。写了稿子没有发表之前也一定先拿给李广田看，愿意让他给提点儿意见。同样，对李广田写的东西，他也从不放过，一定要先看看，然后仔细地提出看法。多年友谊的交往，李广田此时更加觉得朱自清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⑥]。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记载，当时中文系“办公室连小图书室一大间，教师研究室四小间，皆在大图书馆楼下”[⑦]。可见李广田先生曾经与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老馆切磋过学问，探讨过人生。这也是身为清华大学图书馆人值得骄傲和缅怀的地方。

不仅如此，李广田先生对于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也颇值得推崇。1950级的校友李志明先生还记得，他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李广田先生在他身边轻轻地叫他的名字，低声说：“这是你的读书报告，写得不错嘛！”[⑧]李志明看到老师修改的批注，深受感动。笔者认为，能够在图书馆找到自己的学生交流作业，在当今时代实属罕见。

3、主持中文系系务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先生不幸病逝。李广田先生送殡回来，即写下《最完整的人格：哀念朱自清先生》一文，对朱自清先生的完美人格进行了诠释：有至情、爱真理、有风趣。不久，继朱自清先生遗任，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着手选编《朱自清选集》和《闻一多选集》。办公室即原朱自清先生的办公室，李广田先生的女儿李岫老师曾去图书馆老馆一楼现场回忆，指出应该为105号房间。

1948年12月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清华园解放。一位好心的朋友劝李广田先生到美国去，说“你是北大英文系出身的嘛！”李广田先生谢绝了。他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活跃于各种社团和学生之中，为清华园迎接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参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课程改革

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由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并宣布清华大学从此永远是一所人民的大学。1949年5月，新校务委员会成立，李广田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⑨]，分管留学生工作和文科教学、科研工作。

如何创办一所人民的大学？怎样跟新中国的建设相结合？1926年成立的清华中文系具有优良的传统与深厚的底蕴，早期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作为办系宗旨，提出“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的教学方针。1933年以后，除保留新文学和外文课程外，偏重古典文学研究。联大时期，对古典文献和古文字学的课程有所加强，较注重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在教学上，融合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特点。中文系学术气氛浓厚，教师在学术思想上开始形成和建立自己的体系，完成了或着手编著系统的著作。

在中文系深厚的传统基础上，如何建设新中国的中文系，培养新中国的接班人？1949年6月，《人民日报》报道《清华北大等七校中文系教授昨座谈课程改革》，撰稿人是李广田先生的入党介绍人陈柏生，提到清华、北大、华大、师大、燕京、辅仁、中法等七个大学中文系教授参与座谈，“会上大家对中文系课程改革问题，及语文和文学两者关系的问题发言极为踊跃。发言中一致指出今后各大学中文系，可以根据各校不同条件，各有重点。如清华偏重文学，北大偏重语文，不必强求一致。对于中国文化遗产，必须以新观点、新方法，加以整理和批判地去接受，开辟新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大田地”[⑩]。

解放以后，按照教育部拟定的课程方案，清华大学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的建设”，全部的课程改革和院系设置都根据有关事业部门的需要，并与本校实际条件相结合。在此思想指导下，文学院下设的中国语文系的任务为培养学生充分掌握中国语文的能力和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使成为文艺工作干部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干部。根据1952年的中文系工作总结，可以发现，全部课程的设置都遵从了这一原则，除了在课内加强文艺理论及写作指导外，课外文艺活动亦逐渐展开，使教学双方更能与实际相联系[11]。

虽然笔者尚未接触到李广田先生在解放后有关课程改革思考的第一手文献，但是从他当时所处的位置、现存档案以及《人民日报》等相关媒体报道，可以推想，李广田先生在培养新中国专业人才方面付出了很多的积极思考与卓越努力。

1952年下半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以华北、东北、华东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至1952年底，全国3/4的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与专业设置工作，清华大学由综合性大学调整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

在院系调整中，组织上安排李广田调到云南大学任副校长，任命书由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从此，李广田先生告别清华大学，开始了人生新的征程。

清华大学图书馆何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