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第三十六讲：韩东育教授讲演侧记--

中日两国接触、交往的历史上，除了以极端形式——战争之外，就是各种形式的贸易往来和所谓文化交流，而后者最为人们所乐道，因为“文化交流”似乎远离暴力、利益和冲突，是充满友好、祥和和善意的行为。常为人们提及的有日本的“遣唐使”和留学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流亡日本的朱舜水被德川时代的水户藩主尊为“宾师”，日本友人支持孙中山革命等等“佳话”。

有关朱舜水流亡并终老日本这一事件，研究者有种种解读。6月12日，作为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主办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讲座”的第三十六讲，特邀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韩东育先生就朱舜水“拜官不就”与活用“明徵君”称号两个问题及其意义，在甲所第二会议室做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演，会议由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主持。

作为明代遗臣，朱舜水在明清鼎革之际曾有十二次“拜官不就”，却又常常以“明徵君”称号示人，这与他至死不懈的“复明”职志和一向追求名实相副的为人标准实相矛盾。

韩东育教授从这一悖论入手，把朱舜水的行为表象放置在其生平经历和明清鼎革之际纷纭复杂的历史情境中，试图从深层来理解朱舜水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和内心世界。他认为，朱舜水对晚明政治无法苟同、多有批判，对满清灭明、入主中原也断难认同。正是基于他对明清的双向排拒，最后选择了东渡日本、流亡异乡。具体来说，韩教授认为朱舜水在晚明虽口称“仰明室累世之积德”，却坚持“拜官不就”的原因有三，其一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和无力回天的现实状况；其二是其对晚明政治没有认同；第三是对明朝官学已失去信心。

朱舜水在晚明政治情境中虽然坚持不出仕，对于“徵君”或“徵士”的称号却十分珍视，且在其海外活动过程中常常加以活用。韩教授指出，这是因为在前近代“华夷秩序圈”中，“徵君”这一称号仍然体现着中华世界的权力和权威，被周边国家接受和敬重；其次，“徵君”的权威价值被认可的同时，在现实中给朱舜水带来很多便利，甚至在面临被杀害的危机时，也因这一称号而挽救了性命；更重要的是，流亡日本的朱舜水，“明徵君”的称号既代表了其身份和学识，更暗含着其对晚明的政治否定和对满清的文明鄙视。

而自日本方面看来，朱舜水选择流亡日本的事实象征了“周孔之道”所代表的“圣人”政治只能实现于日本；朱舜水对于明、清的双重拒斥也使日本洞悉“中朝事实”，也刺激、增强了日本“华夷变态”的主张。也正是“明徵君”朱舜水作为文化符号的多重意涵，使水户藩既尊奉其为“宾师”的同时又处处防备，隔断其与故国亲友的联系。而在十九世纪末以来的东亚政局变迁中，朱舜水其人曾被屡屡提及，围绕其言行所做的再阐释，实际上复杂缠绕着中日及东亚各种不同的政治构想和文化想象。韩东育教授的讲演提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叙述所描述的朱舜水形象，也对以往的“朱舜水叙述”做了知识考古式的考掘，引起了听讲者的热烈讨论。

（任勇胜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