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士院院士川本皓嗣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手工发掘：重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方法

日本学士院院士川本皓嗣教授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

反思“日本的国语、国文学与民族主义”

比较文学学科面临危机的呼声已经出现很久，能否克服危机，怎样克服危机，是很多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共同焦虑。3月17日，日本学士院院士、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现任大手前大学校长的川本皓嗣先生作客清华大学中文系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川本教授认为，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说不限于中国，甚至不限于亚洲，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主要原因是文化研究的热潮兴起之后，以往似乎很清楚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都变得模糊了，比较文学学科能否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川本先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与其去讨论什么才是比较文学学科专属的特性和特有的方法，不如从我们在现今生活中所感到的最紧迫、最重要、最有趣的问题出发，以此为研究对象，探寻摸索。在此研究过程中，产生于欧美的文化理论当然有借鉴意义，但我们不能简单地追随附和，而应针对自己的问题和对象，以手工发掘的方式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才是最有效最适合我们的。

本日，川本皓嗣教授在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系列学术讲座上做了一场演讲，其主题是：“日本的国语、国文学与民族主义（从世界文学视点的再省思）”。他从日本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角度出发，以日语和日本文学在日本的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中被称为“国语”和“国文学”这一现象为切入点，对这两个特殊用语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联进行了严肃的剖析。他认为：语言和文学是支撑近代国家形成中必须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两大支柱。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出，国民间相互拥有的“历史宿命感”与“自然的纽带”等感觉只是一种“被想象的”东西，是幻觉和错觉。而国民在无意识中赞同这种共同体的幻想，并被统治者利用，就成为了葛兰西所说的“对支配的同意”，即支持国家的善意的共犯者。川本教授认为，这种现象从19世纪的后半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川本教授追溯了日本“国语”的生产过程。明治时期的日本，在西洋的强大外压下，为了建设一种文明国家外在形式，日本强行创造出了一种当时还不存在的、虚构的，以东京中产阶级以上阶层使用的口语为母体语言的“标准语”，并通过教科书迅速传授给全国的学生。因此，“国语”这个词不过是把国家的意图表现出来的一个称呼而已。民族主义是注重个性与独特性的欧洲浪漫主义的产物，追求对外形象的卓越性、纯粹性和本质一贯性，而这一切都是给“他者”看的“外貌”。

川本教授提出，比较而言，文学在面对“他者”表现民族主义方面常比语言更为有力。民族主义在形成对外独特的自我形象时，作为其支柱的主要不是语言而是文学。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是能动的、膨胀性质的，另一种是被动、防卫性质的。在膨胀的民族主义下，文学教育被赋予了极强的意识形态、政治性的任务。明治时代以后的日本，为了在西方人的眼中努力展现自己的高度文明，根据用日本固有语言所写成的“文学”这一全新设定的标准，排挤此前持有官方地位的汉诗文，急速构筑了不掺杂任何外来因素、高度纯化的新的日本文学史。这种透过“西洋之眼”遴选出来的最“日本的”文学，沿袭的是当时欧洲盛行的写实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主流观念形态。因此，“国民文学”这一观念本身，是一种从19世纪欧洲借来的，充斥着自我欺骗的妄念。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面对日本语、日本文学的教育直至今日依然未能摆脱明治以来“西洋之眼”束缚的现状，川本教授指出，不论是欧美文化还是中国、印度或日本文化，原本都是由各种文化混杂而成的“杂种文化”，与其向国内外毫无根据地夸耀文化的独特性与纯粹性，不如承认已故的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所主张的“杂种文化”的观点，在杂多上生成并品尝丰富的营养成分。

（供稿人：清华大学中文系 崔琦）

川本皓嗣简介：

国际著名的比较文学与诗学理论研究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英文系，曾任东京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大手前大学校长，2009年当选日本学士院院士。

川本皓嗣先生对欧美文学理论、欧美诗歌有深厚造诣，也对日本的传统诗歌有独特的理解，其代表作《日本诗歌传统—七与五的诗学》（东京：岩波书店1991年初版；中译本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曾获小泉八云奖、三得利学术奖）、《日本诗歌的意蕴》（英文著作）、《文学的方法》（编著）等均获得广泛好评。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担任过国际比较文学会会长的亚洲学者，川本皓嗣先生积极推动亚洲与欧美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交流和对话，深刻省思现代性运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