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20世纪80年代，我曾邀约二十几位学者，共同进行《唐才子传》的校勘和笺证工作，并要求探索材料出处、纠正原书所记史实错误、补考原书未备的重要事迹。《唐才子传》所列专传者为278人，按上述要求，无异于对唐五代著名诗人作全面的生平考证。我在该书“前言”中就提及，想通过现代学术规范的笺证方式，科学地集中和概括作家生平事迹研究的成果，“希望这本书能作为有唐一代诗人事迹的材料库”。

《唐才子传校笺》的笺证方面，除了自己所作外，我还邀约二十几位学者参与，这种以个人专长与集体协作有效配合的方式，确实收到明显的效果。第一册于1987年夏出版，前辈学者、北京大学王瑶先生写信给我，称赞此书“罗致各方力量，合力完成，确系功德无量之举”，并说这种组织方式与体例安排，“富时代特色”。复旦大学王运熙先生来信说，这样做“为唐诗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也正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想继此作一部宋代文学作家生平事迹考证的汇集之作。

1986年冬，我曾在《关于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想法》一文中，提出“可以组织一套中国古典作家传记丛书，凡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过贡献，有其特色的作家，从屈原开始，到清末，分别写出传记”，并云，这套传记丛书，要立足于信实，从材料辑集、考证出发，体现撰写者的独立研究，“则将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程，在世界上也会产生影响”。这次与学者共同撰写《宋才子传笺证》则达成了我的学术心愿。

我于2008年2月就职于清华大学中文系，3月正式启动《宋才子传笺证》工程，随即开始编纂工作，确定分为北宋前期卷、北宋后期卷、南宋前期卷、南宋后期卷、词人卷五个分卷，并约定五位著名学者担任分卷主编，即四川大学祝尚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张剑、黑龙江大学辛更儒、南京大学程章灿、武汉大学王兆鹏。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至2010年下半年全部成稿，并议定于2011年出版，前后历时四年。反观《唐才子传校笺》，其编纂工作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前期，至1987年夏始出版第一册，1990年底才出版最后一册（第四册），历经八年，总字数140万字。而《宋才子传笺证》有280万字，只用了四年，将二者略作比较，当亦可见出《宋才子传笺证》的特色。

第一，《唐才子传校笺》列专传者为278人，而《宋才子传笺证》中《北宋前期卷》为73人、《北宋后期卷》为81人、《南宋前期卷》为60余人、《南宋后期卷》为87人、《词人卷》为80人，总数为380余人，全面地体现了宋代文学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创作情况。张剑在《北宋后期卷》“前言”中提及，此卷“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重要的作家，对全面了解北宋后期文学生态和士人精神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是现代各类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比拟的。

宋代诗话是古代诗歌理论的突出文体，甚有特色，过去郭绍虞先生著有《宋诗话考》、《宋诗话辑佚》等书，但对诗话著者未有详考。这次我们请上海大学刘德重先生筹备，约请相关学者如四川大学陈应鸾、兰州大学魏宏远，及林建福、颜庆馀等名家，对有事迹材料可辑者的诗话著者（约20位）详加考证。这也是当前宋诗话研究的新进展。

值得一提的是，因不少文学史著作及有关论著有“重北宋，轻南宋”的现状，王水照先生近年所作的《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一文中就明确提出，南宋文学史是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史，在文学现象、文学形态、文学性质上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重要历史地位。《宋才子传笺证》中诗文词作家380余人，其中南宋200人，大大超过北宋，显示出南宋文学的重要历史地位。在具体笺证中，读者可观察到南宋作家具有特色的政治表现、文学活动与创作风采。应当说，这也体现了当代宋代文学研究的特色之一。

第二，《唐才子传校笺》参与笺证者有22位学者，而参与撰写《宋才子传笺证》的，仅《北宋前期卷》就有26人，再加上其他分卷，其撰写者人数当为《唐才子传校笺》的好几倍，这也体现出这部书集体协作的一大特色。经谨慎邀约，著者中有好几位是极有声誉的前辈学者，如王水照、刘德重、陶文鹏、刘扬忠、莫砺锋、沈松勤等，但绝大部分还是中青年学人，“学界后起之秀”。正如《词人卷》主编王兆鹏所说：“《词人卷》的作者团队，不乏词界的老成精英，尤多后起之秀。”我亦非常欣赏辛更儒的说法：此卷著者“既有老一辈名望甚高的学者，也有近年来新起的优秀学术人才，他们所撰写的稿件都为本卷增添了光彩”。

第三，《唐才子传校笺》以元人辛文房作传，当代学者作笺，《宋才子传笺证》则因前人并无作传，故每篇传、笺皆为当代学者同一人所作。这似乎有“自我作古”之嫌，实则为文献整理与文学研究结合的一种体例创新探索。也就是说，传文为传主之生平、政治行迹、文学交游、创作特色、才情气质、著作流传等提供基本线索，同时辑集有关文献材料，加以梳理、考证，希望对宋代作家的个人行迹与宋代文学、文化的整体风貌，作出信实、生动、多元的探索。尤可注意的是，这次笺证一方面充分吸收当代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尽量纠正过去史书及现代文献整理的疏失。这确如辛更儒所说，《宋才子传笺证》的体例创新，“不仅对既往宋代文学文献研究作了总结，也必将为开展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基础和文献依据”。

在编辑过程中，我深感学者间的学术合作、团结之谊。2008年上半年启动初，我即顺利邀约了五位分卷主编。他们根据我提供的各卷名单初稿，细加核补，好几次我与相关分卷主编商议并调整名单，工作量很大，但大家都毫无怨言，这应当是这部《宋才子传笺证》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一开始，我约请清华大学谢思炜教授撰写《吕本中传笺证》，我自己撰写范成大、陆游两传笺证，作为样稿分寄给有关学者参考。后陆续收到学者稿件，我一方面审阅并与其交换意见，一方面又从中选择样稿分寄给各卷编者。有些学者接到样稿，提出修改意见。张剑就说，“撰写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修改。这种对学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令我们十分感动”。

我曾长期在出版社工作，有审稿及与学者交流的习惯。如四川大学陈应鸾教授作有诗话著者《胡仔传笺证》，他于2009年2月致信给我，谓《（道光）徽州府志》有胡仔材料，但他在成都未能见到此书，我到有关图书馆查阅资料并补寄给他。看到《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刊有《西清诗案考》一文，我又转告他，此与蔡绦的《西清诗话》有关，请其参阅。

各分卷主编不仅商议、确定各卷名单，约集众多学者撰稿，还非常细心地审阅稿件。尤其是王兆鹏对收到的每一篇稿子，“都认真修、改、补、校——修润行文，改正疏误，补增史料，校核文献”。他在台湾一所大学教课时，审阅《朱淑真传笺证》，发现所引田艺蘅《诗女史》，未注明卷数，怀疑未引原文，仅录自第二手材料，于是两次到学校图书馆核查。我觉得，这部《宋才子传笺证》不仅撰稿人多，且互相认真合作，这是当代学术团结既值得深思又含深谊的实例。我对参与此书编撰的学者深为感谢，也是我做古代文学、文献研究整理工作的再次自勉。

來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05月10日总第 186 期 20 版。